有死亡的生命教育：回憶

第 3003 期（2022 年 3 月 13 日）
◎　生命教育　◎　龔立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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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般來說，死亡教育比較專注死亡對個人意義。這沒有錯，因為死亡是個人的，沒有被代替。然而，死亡也是社會的事，即社會如何回憶死亡、死亡如何塑造身分。社會不同的紀念碑正是例子。第一種是社會回憶。因着族羣、地理環境或共同參與某一事件而擁有的社會記憶。社會記憶不必然有公共性，但對特定的社羣有特別意思。例如，圍村的祠堂就是紀錄了這條圍村的過去，連繫着圍村的人的生活，但這對圍村以外的人的影響相對地很微。第二種是集體回憶。指對某一事件的超越性回憶，即參與回憶者彼此不需要認識，但他們的身分受這回憶影響。雖然他們對事件有共同記憶，但卻不需完全一樣。集體回憶是不斷討論和修訂，透過象徵、儀軌和記憶實踐強化和延續。集體回憶往往牽連權力關係和政治目的。例子之一是六四事件。第三種是公共回憶。指藉着一系列對昔日信念和理念的回憶，幫助社會認識他的過去、現在和將來。例如，中國政府的百年國恥回憶就屬於這類公共回憶。不論哪一種回憶，回憶不是想像中只關注過去，更關乎當下和未來。甚至我們可以說，當下和未來決定回憶甚麼和如何回憶。所以，回憶研究是理解當下是認識過去，而不是認識過去才能理解當下。

　　社會有不同的紀念碑、紀念館、紀念像或紀念日。要認識他們在空間的意義，我們要問：

　　一. 它在甚麼地方建立、何時建立、建立過程和發展如何、它要向我們說甚麼、由誰人說、向誰人說、為何要用這方法紀念這事？

　　二. 它以甚麼形式表現出來，例如，碑、博物館、用甚麼物料、設計、顏色、文字？

　　三. 它有甚麼活動配合，例如，公眾假期、活動內容、籌劃者、參與者、宗教儀式？

　　四. 反應，包括公眾、政府代表？

　　五. 發展，例如，回憶的意義轉變、衝突？

　　以上問題有助我們認識回憶的社會性、集體性和公共性，其中的權力關係和身分形成。近十多年，墳場考察成為生死教育活動之一。除歷史外，考察重點之一多會落在某些知名者的墳墓，即認識他們的生平。這是重要的，但不足之處，就是忽略了墳場的空間性，並由此產生對回憶的塑造。以香港墳場為例，（一）香港墳場名字的轉變（新教墳場、殖民地墳場）代表了甚麼公共記憶的轉變？（二）香港墳場與附近其他宗教墳場建立了一個甚麼集體回憶？（三）當下社會如何重構香港墳場的記憶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