應～「Can do」 背後的餘音

第 2088 期（2004 年 8 月 29 日）
◎　交流點　◎　龔立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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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燕蘭提出「can do 」的態度有點像某體育公司的口號「impossible is nothing」。就個人質素來說，我相信沒有人會否定「can do」態度的意義。事實上，沒有這質素，生活就像一潭死水，沒有生氣。然而，我仍要問，「誰人決定『can do』的內容？」「『Can do』態度是為誰服務？」「是否甚麼事都要有『can do』的態度？」我的提問不是從雞蛋挑骨頭，但我不認同燕蘭所引用周松崗先生對「can do」的解釋。

　　為何那些年輕人對老闆的反問被看為「沒有嘗試，甚至沒有盡力去解決問題」呢？第一，我對那些年輕人的反問理解為他們缺乏對工作脈絡的理解，而不一定牽涉到「過於眼自身的利益」。意即，他們看拿貨辦去內地是一件獨立的事，而訂車票等等又是另一件獨立的事，以致他們無知地（天真）反問老闆。年輕人所要的不僅是「can do」態度，更是事物關聯的視野。沒有關聯的視野，「can do」就不是質素，而是自大。

　　第二，反問老闆代表缺乏「can do」態度還是暗示不應向老闆問這些問題？換句話說，向其他人問這些問題是否可以？若可以的話，老闆的態度便是關乎階級了。若要肯定年輕人「can do」的態度同時，老闆需要放下自己的權威，讓年輕人學習「can do」。老闆們有這胸襟嗎？

　　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下，「can do」態度不只有個人意義，更牽涉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基本邏輯。在後者的景觀下，「can't do」是不可取（違反資本主義），而「can do」，甚至「impossible is nothing」才是我們社會的價值。在這樣的社會底下，我們努力改造「can't do」的人成為「can do」，目的不一定為了對方，而是符合資本主義的邏輯。若是如此，「can do」的態度是好還是壞？

龔立人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副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