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方對理想國的追求,由來已久。十四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及人文主義興起,人們不滿足於虛無的天國,盼望天國在人間。摩爾(Thomas More)在一五一六年發表《烏托邦》(Utopia)一部關於理想社會的小說。《烏托邦》與奧古斯丁的《上帝之城》最大的分別在於:前者是現世的;後者是具有典型的宗教出世情懷。摩爾雖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,因反對英王亨利八世而被天主教會後來追封為聖徒,但《烏托邦》書中的思想,卻是人文思想多於宗教理念。《烏托邦》所體驗的理性和現實的精神其實是文藝復興的特色。烏托邦描述一個小島上有完善律法及政治的理想社會。島上居民並非基督徒,而是異教徒,對宗教信仰抱持開放和寬容的態度。
中國追求烏托邦的理想也由來甚久。中國文化並非沿著創造、救贖、最後審判的線性歷史發展,它沒有明顯的千禧年觀念。但中國文化尤其儒家的非宗教性和世俗性,是有烏托邦式的政治理想,如果從千禧年的現世性來看,與其說中國文化有它的千禧年理想,不如說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理想更為接近。本文試就文學、政治和哲學三方探討華人文化處境的千禧年/烏托邦觀點。
《詩經‧魏風‧碩鼠》是最早表達對理想社會追求的文學作品,作者說:「碩鼠碩鼠,無食我黍。三歲貫女,莫我肯顧。逝將去女,適彼樂土;樂土樂土,爰得我所。」詩人把官吏比作大老鼠,對他們侵吞自己的糧食十分不滿,奉養了他們多年,竟然得不到應有的照顧,所以他們決定離開,到那可樂的地方。這首詩與《小雅‧黃鳥》的筆法相似,黃鳥是對外族的不滿,此詩是對本國官吏的怨恨,詩人用離開本土到別處作為一種無聲抗議,在詩經的比喻詩中,本詩算十分激烈,作者用樂土、樂國、樂郊來形容他要去的地方,但卻沒有具體描述該處的情況。所以樂土只能算作是人在重斂壓榨之下的一種心靈寄託,並無實質建構內容。《論語‧公冶長》記載有一次孔子發牢騷,說:「道之不行,乘桴浮於海。」他並沒有說到哪裡,按《論語‧子罕》有「子欲居九夷」,有人推測孔子是要去朝鮮。事實上孔子並非真的有一個目的地,當子路知道孔子想帶他同去,立時表現出很歡喜,孔子便一方面讚他有冒險精神(勇),另一方面卻譏諷他不能正視事實。可見,桴梁於海,只是一種抒發心中不滿的託辭。正好反映他對現世的肯定,道之不行只是暫時之事,憑著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的決心,道始終要流行天下。
到了魏晉時期,玄學的隱逸思想崛起,儒家的現世思想受到空前挑戰。隱逸者的精神所處的空間是由兩個維度所構成,一個維度舖向此在世界,江海山林,藪澤山谷,岩穴田園;另一個維度舖向彼在世界,「是隱逸主體的精神世界,也是隱者以語言凝鑄的,讓自我的靈魂撫慰著肉體得以安棲的隱逸烏托邦。」楊乃喬解釋「隱逸烏托邦就是詩的空間,就是詩。」他的意思是:隱逸詩人真正寄託和追求的,不是此在世界的園林山水,也不是宗教的來世永生,而是由詩所展現的精神世界。這世界基本是由儒家的化成世界到道家的觀賞世界,其中的特色是自由無待,最高境界的要算莊子。隱逸者所追求的自由,在詩的境界或藝術的境界得充分實現。正如徐復觀在他的《中國藝術精神》中說,人的存在,是被限制,人被安放在不安、缺乏、痛苦的狀態,而常陷於矛盾之中。美或藝術,作為壓迫、危機中,回復人的生命力,並作為主體的自由追求。這點黑格爾在他的第一卷《美學》表達得十分清楚,他指出人從各方面遭到有限事物的糾纏,所追求的一種更高的境界,就是一切對立和矛盾都消弭了的境界,在這境界裡,「自然與必然,心靈與自然,知識與對象,規律與動機等的對立都不存在了。」隱逸者所追求的這種境界,是一種主體絕對自由的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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