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聖公會—
淺談早期來華的香港聖公會歷史

第 2622 期（2014 年 11 月 23 日）
◎　香港教會巡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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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一批來華的聖公會教徒包括東印度公司（East India Company）及隨船來華的牧者，他們於馬禮遜來華幾年後到澳門。香港於一八四二年成為英國殖民地。一八四三年，史丹頓牧師（Vincent Stanton）被委派到港擔任殖民地牧師(Colonial Chaplain)。在他到任前，聖公會已有計畫建造一座教堂。他曾留華數載，後返回英國，並開始為建造聖約翰座堂（建於一八四九年）及聖保羅書院（創辦於一八五一年，香港最早期中學之一）籌集款項。

　　一八四九年頒布的《英王制誥》（Royal Letters Patent，即《香港憲章》）規定成立維多利亞教區，施美夫（Bishop George Smith）被委任為第一任主教。他亦曾早年來華，為英國海外傳道會（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，簡稱CMS）考察在華傳教前景。事實上，英國海外傳道會派遣到香港的英國傳教士較任何一個地區為多。而施主教對發展中國教會具有強烈興趣，並耗費大量時間探訪了教區內包括整個中國及日本的地方。其後，他按立羅心源為香港首位華人會吏，並開始在他的管轄區內修築教堂。

　　施美夫主教（1849-1864在任）與其繼任者柯爾福主教（Bishop Charles Richard Alford，1867-1872在任) 管轄了聖公會有史以來幅員最廣的區域，不僅包括中國，還包括日本。但當英國差會決定劃分華北為一新教區時，柯爾福主教辭去了他的職務，因他認為如此做實際削弱了他的權力。一八八三年，日本已經開始成為了一個獨立教省。一九零六年，福建亦成為一個新的教區，且一直是聖公會在華最大的中心。其後，廣西—湖南教區於一九零九年也成為了另一個教區，一九四七年，產生了雲貴教區。新教區的成立代表着教會的緩慢成長。與此同時，香港社會亦產生變化，基礎設施的建成，鼓勵了貿易及投資。

　　聖公會為香港及中國沿海其他城市的海員傳道事工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雖然教會起初即處於殖民地部（Colonial Office）的管轄，但實際上，政府在一八九二年頒布的政策表明聖約翰座堂及維多利亞教區「不受政府資助」 （“disestablished and dis-endowed”)。因此，雖然在教育和社會服務工作方面仍繼續受惠於政府資助，但教會卻日益發展出了自養的方式。

　　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期間，英國海外傳道會的傳教士在香港開展中、小學校，而華人基督徒在其中擔當着重要的角色。此外，華人基督徒亦成為社會福利事工及慈惠事工的先驅者，其中包括為弱勢羣體創辦學校、為老弱者開辦收容所及提供免費醫療。與此同時，傳教士及華人基督徒雙方都設法解決一些重要社會問題，如防止吸食鴉片及提高婦女地位等。一直以來，對教育及社會福利的承諾都是聖公教會的一個重要特徵。

　　中華聖公會的成立

　　直至二十世紀初，聖公會的自身問題之一，就是中國與英國、美國及加拿大的傳教張力。為求合一，主教及牧師分別於一八九七年、一八九九年、一九零三年及一九零九年舉行會議，對此進行探討。這些討論促使了中華聖公會（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of China）在一九一二年的成立。這是中國第一個主要的新教教會。一九三零年第七次蘭柏會議（Lambeth Conference）確認了中華聖公會為一個獨立的教省。

　　港粵教區 （華南教區）在一九一三年舉行了第一次議會，並與維多利亞（英國）教區重疊，且限制於香港地域。這種教區重疊的情況，以及中、英之間不可避免的張力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個從未能解決的混亂局面。在維多利亞教區，早期的主教由殖民地部任命，他們都是從屬於英國海外傳道會。包爾騰主教（Bishop Burdon ，1874-1897在任）不僅是一位忠於教會的傳教士，同時亦是一位漢學家，他曾翻譯了最早華語版新約聖經及公禱書。從屬英國海外傳道會，又有在寧波工作經驗的霍約瑟主教（Bishop Hoare，1898-1906在任)，是第一位由坎特伯里大主教（Archbishop of Canterbury）委任，而非由殖民地部任命的香港主教。而致力推動教區發展及與中華聖公會建立關係的倫義華主教（Bishop Lander，1906-1920在任）和杜培義主教（Bishop Duppuy，1920-1932在任) 也同是由坎特伯里大主教所任命。但何明華主教（Bishop R. O. Hall ，1932-1966在任）的任命則首次由中華聖公會主教院確認。

　　華人聖公會教堂之發展

　　英國海外傳道會的傳教士和主教，皆支持聖公會漸趨中國化的建議，但最終主要的工作還是由華人基督徒自己來落實。一八六五年建成的聖士提反堂是香港第一所華語聖公會教堂。而鄺日修牧師則是該堂的第一位華人牧師；在一八九零至九一年，他為拓展九龍半島的福傳工作，分別於今日九龍城及油尖旺開展了兩隊福傳事工，建立了今日的聖三一座堂與諸聖座堂之雛形。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，教區訓練了不少華人信徒為牧者，莫壽增便是一例，他曾與鄺牧師共事了一段時間，其後返回廣東，並於一九三四年被祝聖為助理主教，他為聖公會發展貢獻良多。另外，李求恩會吏長亦將教會與社會關懷適度的融合，長達四十五年侍奉，亦曾任多年基督教聯會主席之職。這三位牧者都成了香港傑出華人牧者的典範；就華人牧者而言，他們延伸了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，將信仰融合於生活裏，努力在當下處境中見證基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