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,既「衝」得又「充」得。此怪相自金融風暴後日趨顯露。一方面董建華政府勉港人「衝」出國際,把香港打造成東方的紐約與倫敦;另一方面港府亦悉心把本港「充」成國際大都會,變身成高科技中心(實是傳統的地產項目)、旅遊中心(實是舊旅遊區翻新一些、開多條路)、人才中心(實是為學校送些電腦、為老師多設基準試,為求才放寬入境政策)。
更弊的是,在這種「充」文化的背後:是一撮自負、不忌才而放權、外行領導內行的所謂重視民意的決策官員;更有一班聲大、不學無術、喜搞民間假諮詢的所謂監察政府的立法議員;再加上一羣煽情、搏出位、奉行賺錢至上的所謂反映民情的傳媒高幹。在這種三面齊「充」污染下受教的本地民眾,試問又怎可以「衝」出國際呢?
或許,這種世俗文化也同樣在不知不覺、後知後覺下滲入教會。別的不提,我們身為教牧的某程度是扮演上述決策官員的角色。筆者感覺(希望是錯覺)香港的教牧,尤其是堂主任,像經理多於牧人。我們似乎處理太多不是我們專業(屬靈些叫位份)內應做的外行事(如財政運用、事務安排、教堂維修、「管理飯食」等),導致我們專業內應做的事(如講道、教導、祈禱、關顧等)水準日降。羊羣無草吃,怨聲進入教牧耳中,又令致牧者覺得受屈、信徒不體諒不明白教牧的忠心擺上-堪比董建華的「7-11」。
除了一些資源不足的牧者被迫「一腳踢」的教會,上述「行錯位、做錯事」的教會問題,愚見以為主要責任仍在教牧本身。深盼在人人角色、功能混亂,甚至在充假的社會風氣中,教牧們以身作則,無懼於不合適的期望,不怯於承認對某些事情外行;神學上正確地扮演牧者的角色,專業上努力地充實傳道人的功能-謙遜而不自負、知人善任地下放權力、不斷提升自身的「內行」水平,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好牧人。
徐濟時(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研究及培訓主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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