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知與祭司

第 3038 期（2022 年 11 月 13 日）
◎　每月眉批　◎　施德藩

　　「……他們活出他們所宣告的。他們並不追求權力，反而逃避權力，甚至是作為一個先知的權力。他們並不羨慕權勢；他們陳明真相，縱使陳明真相為他們帶來牢獄、流放甚或死亡。他們並不孤芳自賞、冷眼旁觀。他們關心自己的同胞，就只因為他們覺得有責任。他們對別人的遭遇感同身受。人性並不掛在他們外面而是在他們裏面。而正因為他們目睹真相，他們感到有發言的責任；他們並不危言聳聽，而是向面對危機的人展示可能的出路。其實並不是先知想做先知；事實上，只有假的先知有成為先知的雄心。他成為一個先知的原因很簡單，因為他所看見的選擇根本就很簡單。先知阿摩司很簡潔地表達了這個意象：『獅子吼叫，誰不懼怕呢？上主發言，誰不是一個先知呢？』，『上主發言』這句話在這裏的意思，就是選擇再明確不過了。再沒有懷疑的空間。再沒有推搪的可能。因此，感到自己有責任的人，再沒有選擇地成為一個先知，無論他正在牧羊、打理自己的葡萄園，抑或研究和教學。先知的職能是展示現實、提供出路和提出異議；他的職能是大聲疾呼，將人從慣性的糊塗中喚醒。造就出先知的是歷史的處境，而不是某些人的個人願望。」

　　Erich Fromm, “On Disobedience and other essays”, pp.27-28, London: Routlege & Kegan Paul, 1981.

　　像佛洛姆這樣的猶太裔學者，無論其日後的信仰或政治取向如何，植根於舊約聖經的猶太傳統，都已經深入他們的骨髓，成為他們理解現實世界的骨架，譬如先知與祭司的社會角色。

　　佛洛姆指出，先知只是在人類歷史中間竭地出現。而雖然他們終必逝去，卻留下了被視為不朽的信息。他們的信息被後人所接納，並且珍而重之。而在經驗逝去之後，其表述就自然變得重要。建制透過控制意念的表達，認可一個「正確」、官方的表述，去確立自己的權威，達到他們管治和操控的目的。佛洛姆稱這些人為祭司。

　　作為祭司，他們聲稱自己只是出於義務，甚至出於憐憫，去實踐指導人的功能。倘若沒有他們的指導，人們將懼怕自由而不知所措。當然不是所有的祭司都是那樣，但他們卻大多數如此，特別是那些執掌權力的。這樣，先知活出自己的信念。祭司向追隨的人分派這些意念，縱然它們其實已經失去了活力，成為一條條死的公式。

　　佛洛姆指出，不單止在宗教有祭司。每一個哲學門派，都有它們的祭司。他們其實亦非不學無術；他們的職責，是去傳授、去解釋、去守護那些原創思想家的意念，將它當作博物館裏面的珍藏，加以保護。至於政治上的祭司，我們在過去亦已見得太多。

　　先知的聲音是顛覆、破格和革命性的；祭司卻巧妙地把它們變作鞏固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體系。

　　因此，在大多數的社會體制裏，服從都被視為最高的德行，抗命是最嚴重的罪行。事實上在我們的文化中，大部分人都會為了抗命而感到罪咎。他們以為自己是跨越了某些道德底線，其實只不過是違抗了某個命令。佛洛姆甚至覺得當馬丁路德反對十六世紀農民革命，反映更正教其實亦跟世俗權力結盟。

　　他認為，當國家的法律跟人性的法則發生衝突，一個真正的人必須選擇人性的法則。譬如羅素（理性＋人文主義）、愛恩斯坦（拒絕與當時的德國知識分子同流合污）、史懷哲（以生命去實踐基督信仰）……

　　這個世代，是無論在政府、商界和工會，都是很強階級組織的官僚體系。這些官僚體系將人和物混為一談，跟從某種原則，特別是收支、量化、效率和盈利的經濟原則。個人在當中被轉化成為一件物件、一個號碼。但是就因為沒有一個具體的權威，他們似乎沒有「被強逼」去服從，就產生獨立自主的錯覺，以為自己只不過是依循「理性」的權威。畢竟有誰可以違背「理性」？誰可以違背電腦官僚？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：當一個人根本不為意自己正在服從，他又怎能抗命？在長大的過程中，一個孩子由第一天開始就被灌輸「對合模不神性的尊重」(an unholy respect for conformity)，懼怕自己有所不同，懼怕被所屬的羣體離棄。在這樣的家庭和學校培養出來的「組織人」會有意見，卻沒有信念；他懂得自娛，但並不快樂；舉例說，他可以無動於衷地談論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做成的破壞和傷亡，彷彿不沾血肉的客觀數據。

　　先知將意念化為具體的血肉，祭司將具體的血肉還原為有待詮釋的抽象概念。

【要聞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