坦露的創傷

第 3072 期（2023 年 7 月 9 日）
◎　每月眉批　◎　施德藩

　　在有一天，我在一位老朋友家中目睹一個小場景後，開始思考這個謎團。這位女士於1951年在布拉格斯大林式的政治審查期間被捕，並被判她並未犯下的罪行。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員當時處於同樣的境地。他們一生都完全認同黨。當黨突然向他們提控時，他們同意，像約瑟夫·K.，「徹底地檢查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過去，包括最細微的小節」，查找隱藏的過犯，並最終承認虛構的罪行。我朋友以她非凡的勇氣，拒絕屈從「查找自己的罪行」—像她的同志那樣，像詩人A.那樣—並最終保住了自己的生命。由於拒絕與她的迫害者合作，她失去政治審查最終的表演價值。她因此沒有被絞死，而被判無期徒刑。14年後，她被平反獲釋。

　　這位女士被捕時有一個一歲大的孩子。出獄後。她與十五歲的兒子重逢，從此與他分享着卑微孤獨的快樂。她對這孩子產生強烈依戀是完全可以理解。有一天我去看他們—那時她的兒子已經二十五歲。母親既傷心又生氣，哭了起來。原因完全微不足道：兒子睡過了頭或甚麼的。我問她：「為甚麼為這樣的小事生氣？值得哭嗎？你是不是反應過度了？」

　　是兒子替媽媽回答：「沒有，我媽媽沒有過分。我媽媽是一位出色、勇敢的女性。當其他人都崩潰時，她反抗了。她想讓我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。的確，我只是睡過頭了，但媽媽責備我的原因要深得多。那是我的態度。我自私的態度。我想成為媽媽希望我成為的人。有你作證，我向她保證我不會叫她失望。」

　　黨沒能對母親做的事，母親卻終於對她的兒子做到了。她強迫他承認一個荒謬的指控，「查找自己的罪過」，公開認罪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這斯大林式的小型審查，我終於明白，在偉大的（顯然令人難以置信和不人道的）歷史事件中發揮作用的心理機制，與處理私人（非常普通且非常人性化）情況的心理機制是一樣的。

　　Milan Kundera, “The Art of the Novel”, pp.108-109, London: Faber and Faber, 1988.

　　最近讀了一個失敗者的回憶錄，讓我驚訝在不同時空地域發生的事情，竟然可以如此驚人地相似。

　　無論是文化大革命抑或斯大林式的「公開交代」、「自我檢討」、「查找不足」，都叫人感到怵目驚心。一個人被逼在一堆無名的羣眾面前敞露自己，將內心最隱蔽的「真相」逐一抖開，讓廣大的「人民羣眾」檢視、評斷。偶有絲毫不滿，就要接受羣眾的批評和再教育，直到當事人最終覺悟，他實際上有沒有犯下那些「錯誤」並不重要，那幕後的無形之手，透過那些沒有主見的「羣眾」的判斷，才是最正確的。隨後的判決、羞辱甚至處決，不過是煞科的表演。

　　昆德拉指出，極權社會，尤其是比較極端的版本，傾向於取消公共和私人之間的界限。隨着權力變得愈不透明（據說是因為它背負着整個國家民族、一般人無法想像的沈重責任），卻要求公民的生活完全透明：「如果是問心無愧，怕甚麼讓人知道？你不坦白，證明你有見不得光的勾當！」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！

　　沒有祕密的生活理想，對應於模範家庭的理想：公民無權向黨和國家隱瞞任何事情，就像孩子在父母面前沒有私隱一樣。在他們的宣傳中，極權主義社會展現出田園詩般的微笑：他們希望被視為一個「大家庭」，或許就像教會那樣，彼此以同志或弟兄姊妹相稱。

　　但事實上，就是在信仰羣體之中，彼此坦白也是一個恆常的掙扎。多年前「校園基督徒團契」出版過一本《坦露的創傷》(“Trauma of Transparency”)，提到教會往往嚮往一種絕對坦誠、和諧美好的相交生活。坦誠當然是值得鼓勵的相交態度，可是坦誠與信任卻是一對雙生兒，需要生活的歷練和相應的關係去承托。交淺而言深，或者近代史中那些烏托邦式的意識形態，往往就演變成一場一場不忍卒睹的人性災難。

　　耶穌說：「不要把聖物給狗，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，恐怕牠踐踏了珍珠，轉過來咬你們。」（太七6）

【要聞】

【聯會動態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