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論與現實之間

第 3016 期（2022 年 6 月 12 日）
◎　每月眉批　◎　施德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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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「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年，使我對歷史的看法不是那麼天真。我覺得理論沒有那麼重要了。研究歷史不是光靠理論，要知道人的複雜性。換句話說，對人性的瞭解深入了。人是非常複雜的動物，不能聽他講理想主義的話就真的以為他是理想主義者，從頭到尾沒有現實考慮。幼稚的理想主義不復存在了，要慢慢看到實際的利害、人事、私人考慮、各種動機。從前我讀歷史的時候，不容易在這方面深入，好像看一個大趨勢，其實大趨勢沒有甚麼用。真正懂歷史，要懂得具體的人，具體的事情，具體的結構。光是在書房裏唸書，永遠看不到人性的深處。」～余英時口述、李懷宇整理，《余英時談話錄》， 頁60-61，允晨文化：2021。

　　余英時教授在二零一八年的前著《余英時回憶錄》中提到，「我從來無意寫自傳，因為自傳必然以自我的個人生活和思想為敘事的核心。這是我想極力避免的。」(頁5)然而在另一方面，作為一位歷史學者，他亦相信「一個時代的回憶之作愈多，後人便愈能掌握它的歷史動向。」(頁7)

　　在《余英時談話錄》中，余教授所談的，主要其實是他遇過的不同人物。然而透過對近代學術人物的觀察，加上他個人的省思，往往能夠令人瞥見當時社會、政治和時代的面貌和演化，呈現出一種超越個人敘事的視野。

　　歷史是宏觀的敘事，卻往往欠缺具體的血肉。透過同時代不同人物的景觀，人們可以稍為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氣息。而作者歷任哈佛大學教授、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、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，說起個人歷史來，自有不同的視野和層次。

　　作者提到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兩年，竟然使他對歷史的看法變得不那麼天真。學者一般處理的，無非是能以盛載個別現象的宏觀框架。學術理論能夠將個別的事件和現象，放在一個解釋的框架，從一個宏觀的範式去理解個別的細節。然而透過實際的參與，作者醒悟到「研究歷史不是光靠理論，要知道人的複雜性」。而對人性缺乏深入的瞭解，理論就往往欠缺必要的現實性和質感。

　　作者在實際參與大學改制的過程中體會到，「人是非常複雜的動物，不能聽他講理想主義的話就真的以為他是理想主義者，從頭到尾沒有現實考慮。」這不禁令人想到，在信仰的事情上，信徒往往亦傾向將注意力放在傳統的規範和教義的正確性，而失諸對人性的實際考慮。

　　於是，雖然基督徒都相信舊、新約聖經六十六卷，懂得背誦主禱文，公開認信《使徒信經》或《尼西亞信經》，但這些認信卻沒有讓人對信徒認識多少。打開西方歷史，我們就可以看見，奉上主之名做的，不都是上主喜悅的事。人是非常複雜的動物，不能聽他講屬靈的道理，就真的以為他是個屬靈的人，從頭到尾沒有現實的考慮。

　　初期教會從受到政權的逼迫，到成為政權認可甚至推崇的宗教，信仰的內容或許沒有甚麼改變，人們對信仰的態度卻難免起了微妙的變化。想像皇帝信了耶穌，信徒能不感到與有榮焉？羣眾能不趨之若鶩？教會能不門庭若市、大大興旺？

　　人們總是以聚會的人數去斷定教會的興旺。教會的歷史卻告訴我們，信眾的人數跟聖靈的工作卻沒有必然的關係。陽奉陰違、各懷鬼胎的現象，在任何羣體都可以發生，其中又以政治和宗教的圈子為甚。難怪主耶穌說：「凡稱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進入天國；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。」

　　在一個頗大程度上，信徒確實比較傾向理想主義；意思是他們往往以對理想的嚮往，蓋過那不堪的實況。他們甚少評估實際的利害、人事、私人考慮、各種動機；而這一切，卻正是決定理想是否得以落實的關鍵。他們以為這樣做，就是對上主、對弟兄姊妹沒有信心。他們以為這樣聽了、這樣說了，事情就這樣成了。他們以信仰的理想，去否定一切現實的缺失和落差。

　　「真正懂歷史，要懂得具體的人，具體的事情，具體的結構」。畢竟就是上主也曾不惜放棄絕對的完美，降臨這具體、凌亂的人間，為要拯救這具體的、亂七八糟的人。光是在書房裏讀聖經，永遠看不到人性的深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