與時並進的愚蠢

第 3090 期（2023 年 11 月 12 日）
◎　每月眉批　◎　施德藩

　　因此，如果不考慮其藝術，尤其是小說，就不能僅根據其思想和理論概念，來判斷一個時代的精神。十九世紀發明了火車頭，黑格爾確信他已經掌握了普世歷史的精神。但是福樓拜發現了愚蠢。我敢說，對於這個以其科學思想而自豪的世紀，這是一個最偉大的發現。

　　當然，甚至在福樓拜之前，人們就知道愚蠢的存在，但他們的理解有所不同：它被認為是一種簡單的無知，一種可以通過教育糾正的缺陷。在福樓拜的小說中，愚蠢是人類生存不可分割的一個維度。它伴隨着可憐的艾瑪度過她的一生，從她的愛床到她的臨終床，兩個致命的 agélaste（譯按：希臘文，指一個不苟言笑、毫無幽默感的人），Homais 和 Bournisien，無休止地交換他們的愚蠢，就像一種葬禮演說。但關於福樓拜對愚蠢的看法，最令人震驚和丟臉的是：愚蠢並不會讓路予科學、技術、現代性和進步；相反，它是隨着進步而進步的！

　　福樓拜懷着一股邪惡的熱情，經常收集周圍的人那些讓他們看起來聰明和與時俱進，卻陳腐定型的表述。他將它們編入了著名的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（譯按：收集意念的辭典）。我們可以用這個標題來宣告：現代的愚蠢並不是無知，而是對既有觀念的不假思索。對於世界的未來，福樓拜的發現比馬克思或弗洛伊德最令人吃驚的想法更為重要。因為我們可以想像這個世界沒有階級鬥爭或精神分析，卻不能沒有那股不可抗拒、廣被接納的思想洪流 — 這些思想被編入計算機，由大眾媒體傳播 — 威脅很快就會成為一股力量，摧毀所有原創和個人的思想，扼殺現代歐洲文化的精髓。

　　Milan Kundera, “The Art of the Novel”, pp.162-163, ‘Jerusalem Address: The Novel and Europe’, London: Faber and Faber, 1988.

　　上一代人相信「知識改變命運」。意思是透過教育的階梯，他們終於可以憑着個人的努力，越過傳統的社會層階，向上移動。社會不再完全屬於那些含着銀匙出生的上流子弟。從一個實用的角度，他們所謂的「改變命運」，主要在於脫貧。因此，他們對「知識」的重視，其實仍然相當功利。

　　而當知識被量化成為文憑、證書、學位，成為個人力爭上游的必要工具，知識亦同時失去它傳統的魅力：一向令人肅然起敬的「知識分子」，已逐漸被所向披靡的「學霸」所取代。

　　然而「知識分子」跟「學霸」的分別是微妙而涇渭分明的。在「學霸」出現之前，用昆德拉的說法，人們就知道愚蠢的存在，但這愚蠢被認為是一種簡單的無知，一種可以通過教育矯正的缺陷。「學霸」的出現，暗示知識從一種個人修為，量化為一種與個人身分掛鉤的非物質工具；這種知識或可令人看起來聰明和與時俱進，卻缺乏原創和個人的思想，因此無能改變人的愚蠢：一個人可以掛着幾個高等學位和專業資格而仍然不改其愚蠢。昆德拉認為，「對於這個以其科學思想而自豪的世紀，這是一個最偉大的發現。」

　　傳統上，思考是一切知識的來源。我們不但以思考去獲得知識；透過思考，我們將已獲得的知識，內化成為自己的一部分，成為一個「知識人」。這也意味着，倘若一個人的思考停留在知識的擷取和累積，而未經過內化，這種知識只能被視為一個有待應用的資料庫。近年討論得沸沸揚揚的人工智能（AI）可否取代個人的問題，正是這種知識被極致化的邏輯結論。

　　昆德拉由此引申：現代的愚蠢並不是無知，而是對既有觀念的不假思索。

　　這不由自主地叫人想到教會，即信徒對被教導或灌輸的教義的不假思索。之所以不假思索，是因為他們被告知，無論他們是否明白、掌握，那些都是千古不易、一點一劃不能廢去的「真理」。可是由於教導者本身的限制，他們往往亦只能要求信徒念記心中，而無從慎思明辨。

　　我們當然不能要求每個信徒都有神學家般的思維能力，但簡單的傳統教理問答，其實已足以叫他們對信仰有最基本的掌握。勉強將自己亦未能消化、一知半解的神學理論在講壇上拋出來，往往只會逼使信徒放棄以常理去認識信仰，至終導致信仰與生活的分家。

　　如果信徒有時被視為愚蠢或「迷信」，那不一定是因為他們無知，而只是無法對既有的觀念多加思索而已。

【要聞】